摘要：未來十年對世界、對中國、對銅產業而言都將是充滿挑戰和變數的十年。無論是新冠疫情、氣候變化、中美爭端、礦業數字化變革還是中國環境治理等全球政經和技術變量，都將對全球銅產業格局產生巨大的影響。
對中國而言，2020-2030年 是非常重要和艱巨的十年，內部在進行全面深刻的結構性改革，外部要面對日益強烈的國際競爭壓力。對全世界而言，未來十年也將是一個經濟新周期的重塑和國際傳統政治格局的解構和重組。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逐步蔓延到全世界，其對經濟的沖擊遠超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趨近于1930年全球經濟危機。作為金融屬性最強的金屬，銅市將面臨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復雜市場環境。
(一)新冠疫情對經濟的總體影響還難以界定，至少有兩種趨勢
自新冠肺炎(Covid-19)自2020年1月在中國武漢被發現以來，逐步擴散成為蔓延全球的一種大流行病，其持續時間和影響范圍至今尚不能確定。疫情的擴散及必要的防控措施對全球經濟產生了不同層面的負面影響。
首先，這種病毒影響了民眾的正常社會活動和消費，從餐飲、旅游到娛樂業都被迫暫時停滯，服務業受到嚴重沖擊;其次，疫情影響了全球貿易和包括能源、食品、到金屬的全球供應鏈，智利、秘魯的銅礦生產和運輸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從而導致中國下半年可能出現銅精礦短缺的情況;第三、疫情嚴重沖擊了全球股市，除中國外全球大多數股市都出現了暴跌，特別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美國，由于前期已經存在企業債泡沫和股價虛高的問題，股價暴跌，連續出現四次史上罕見的熔斷，在美聯儲無限量化寬松刺激下依然進入技術性熊市;第四、疫情期間各國政府投入巨量資金防控疫情和挽救經濟，很多民眾也因為疫情而失業、階段性失去收入來源，也就是說疫情消耗了全球經濟復蘇的動能和消費潛力。
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總體影響首先取決于其蔓延和傳播的時間，以及會不會出現類似西班牙流感的二次爆發的情況，目前醫學界尚不能評估和界定這些問題。有鑒于此，新冠疫情的發展趨勢和對經濟的影響可能有兩種情景：
一是中韓等國在4月內有效控制疫情，歐美等國在二季度末可以控制疫情，印度和非洲國家在三季度末可以控制疫情，全球疫情年內基本結束，全球經濟未進入全球性衰退情景，在2020年衰退而在2021年得以修復。
二是疫情在2020年未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延續到2021年并因疫苗等問題在年末中止，全球經濟遭受重創，全球性經濟衰退出現，全球需要三年以上的時間修復經濟。
4月1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最新全球經濟預測，其報告假設疫情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影響一季度達到頂峰并緩解，對歐美發達國家的影響在二季度達到頂峰并緩解，疫情影響在當年結束。
圖一、 IMF經濟預測依據的疫情影響假設
以次情景設定為背景，IMF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2021年在前年低基數基礎上報復性反彈5.8%;發達經濟體在2020年經濟增速為-6.1%，2021年經濟增速為4.5%;中國在2020年經濟增速為1.2%，2021年為9.2%。目前看來，IMF報告可能高估了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而低估了疫情對其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在前期銅供需預測的基礎上，參考此經濟指標調整，假定2020和2021年全球銅資源消耗強度不變(銅原料消費和經濟總量的比值)，以中國、發達經濟體和其他國家三個不同資源消費強度的經濟體加權計算，調整2020和2021年的表觀銅消費，估算出新冠疫情可能導致2020年全球銅消費總量(電解銅和直接再利用的廢銅)在2019年基礎上減少7%。階段分析疫情對礦山銅供應的影響非常復雜，銅業公司每天都在修訂生產計劃。Wood Mackenzie近期發布的報告分析，全球銅礦供給端可能至少收縮5%。疫情對廢銅的供應直接影響非常大，因為疫情的影響至少需要一個季度的時間回收再利用的情況可能處于停滯，但這種供應是可以后置釋放的，假定一個季度的再生銅因為供應和價格問題出現供應中斷而被精煉銅替代，存量將在以后幾年滯后釋放。綜合估算2020年新冠疫情對銅供需的影響是過剩90-100萬噸。
(二)氣候變化影響銅礦供應端，也刺激銅消費新需求
全球氣候變暖是全球需要共同應對的重大挑戰，其對人類社會的長期威脅遠超過新冠疫情，為此，全球各國政府已經達成共識共同致力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全球氣候變暖對銅產業的直接影響是其水資源供應的問題，氣候變暖導致眾多水文氣象要素的變率增加，干旱、洪澇更易出現。以中國為例，全國范圍內降水在變化，“南澇北旱”正在逐漸改變，北方雨水逐步增加而南方逐步減少，且降水節奏發生改變;近50年來，中國年平均雨日總體呈下降趨勢，主要是小雨日數減少比較明顯(減少13%)，而暴雨日數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呈現增加趨勢(增加10%)。
對于開發期近二十年，生產期幾十甚至上百年的礦業而言，這種降水的變化會帶來水資源供應的問題，越來越多的礦山可能會面臨水資源供應短缺從而影響生產的問題。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核心是減少人類社會對化石燃料的消耗，具體措施就是大幅度推廣新能源替代傳統能源，新能源汽車代替燃油動力汽車。無論是風能、太陽能、電容電池，還是氫燃料汽車和電動汽車，都會較傳統能源和機動車大幅度提升對銅金屬的需求。以機動車為例，傳統機動車平均每輛用銅23公斤，而插入式混合動力車和純電動汽車車均用銅量分別達到了60和83公斤。
從長期供需關系來看，石化能源長期價格應該是在低位運行的。相較于傳統能源和傳統動力車而言，可再生能源和電動汽車在應用性和經濟性上還有很大差距，還需要大量的研發和科技創新。為實現減排目標，各國政府需要利用財政和政策等多種手段刺激新能源和新動力車的普及推廣，以至于實現政府推動-市場擴大-技術創新-應用性提高-市場化應用普及的良性發展軌道。
鑒于國際社會、特別是大力推動溫室氣體減排的歐洲的規劃安排，在2030年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車將實現相當規模的替代，相應的市場應該在2025年前啟動進入快速發展期。但如前所述，新冠疫情消耗了國際社會和民眾的資金，勢必降低對不太急迫的溫室氣體減排的預期投入，因此相關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車的需求釋放將滯后至少一到兩年，并同期影響到銅的需求。
(三)以中美貿易戰為代表的中美爭端常態化，長期壓制全球經濟增長并影響銅產業鏈布局
2018年中特朗普政府首發中美貿易戰，引起全球金融市場極大恐慌，市場對全球經濟前景普遍擔憂，銅價急挫。隨后中美兩國反復磋商，于2019年初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市場反映良好。
特朗普作為炒作民粹主義而上臺、“商人”意識濃厚的總統，上臺伊始就奉行貿易保護政策，期間不光對中國發起貿易制裁，也對歐盟、日本、印度等傳統盟國加征關稅。特朗普本人并不具有冷戰戰略思維，其發起貿易戰的本意是通過加征關稅以對沖其國內減稅造成的財政赤字上升，也有以此來要挾民主黨放寬對其政府的財政約束的目的。
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上升，近年來美國兩黨政治精英在對華戰略上已經達成一致共識，那就是全方位遏制中國的快速崛起，對華戰略定位已從“競爭合作”轉向“遏制”，貿易戰只是其中的一種戰略手段，科技戰、宣傳戰、顛覆戰都在同時進行。在美國疫情肆虐之時，美國對華的高壓態勢依然沒有緩解。
前期中美達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可以理解為只是“停戰”而非“終戰”，中美爭端將長態化，中國乃至世界經濟增長動力將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不考慮新冠疫情影響，中國和全球經濟發展速度也將受到影響，低于2018年以前的水平，全球銅產業的發展速度也會受到同樣的影響。
中美爭端也將影響全球產業鏈布局。部分重視美國市場的企業將被迫轉移到中國以外地區。美國、日本等國的一些公司、包括部分制造含銅型產品的企業，已經宣布或正在考慮撤出中國的計劃，這些實體企業希望將一些生產轉移到東南亞和其他地方，以避免美國的關稅。隨著爭端的繼續，許多公司正在尋找出口美國產品的替代生產地點，但同時預計工廠將保留在中國的國內市場。因此，許多制造商很可能建立雙重供應鏈，這無疑會提高成本和降低利潤。由于中國的完整工業體系是無可替代的，因此，靠近中國的東南亞國家就將成為相關產業的轉移目的地。如越南正在成為日、韓許多電氣和電子設備制造商的新基地。
雖然中國銅消費80%以上是用于國內，出口的涉銅產品只有少部分銷往美國，但其他產業的轉移無疑將一定程度削弱中國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并最終影響國內銅的消費。
(四)西方政體穩定性大幅下降，銅業供需兩端都將面臨“高擾動”影響
2019年10月，全球最大的產銅國、人均GDP達16000美元的智利發生了示威游行，抗議早晚高峰地鐵票價800比索上調至830比索，上漲幅度折合3毛人民幣。抗議隨后轉變為大規模騷亂和罷工，銅生產運輸受到一定影響，智利比索對美元匯率一個月內貶值15%，徹底斷絕了智利政府給CODELCO公司“輸血”的可能。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從智利的騷亂到“商人總統”特朗普“推特治國”，近年來逐步增多的一些“超常理”政經變量背后有著共同的基本邏輯。
全球化和技術創新，是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給世界帶來發展的同時，也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參與其中的富豪、技術精英、還有新興經濟體的中產階級從中獲益。而發達經濟體的中產階級和全球低收入階層并未從發展中獲益多少，對現狀的不滿在累積，他們渴望變革，為了變革他們希望選出反建制的領導人，甚至是親身投入推動變革。
圖二、全球人口財富增長曲線
互聯網媒體和社交平臺的快速崛起，徹底改變了人類思想交流的格局，其對中下層民眾思想的影響，已經遠遠超越了傳統媒體。民眾通過互聯網選擇性地接受自己偏好的信息，社會的思想共識被“碎片化”，風格鮮明的、民粹取向的領導人往往比傳統政治精英更容易吸引注意力，激進、極端的思想和信息較以往更容易傳播并轉化為行動。
西式選舉政治的精髓在于“制衡”，其平穩運轉需要很多必要支撐，如龐大和理性的中產階級，主流價值觀，有底限的政治精英和媒體，而全球化、技術創新和互聯網媒體，都在不同程度地削弱這些支撐，從而導致全球出現越來越多政經變局，并往往向著出人意料的方向發展，世界進入了一個高“擾動率”的時代。
具體到銅業，這種高擾動不光影響消費端，也將同樣影響到銅資源供應端。對于智利、秘魯這樣的資源輸出型大國而言，今后數年，對礦業生產的擾動可能將不僅是礦工罷工和礦區社區糾紛，還會有非社區民眾以阻撓礦業運營為手段與政府進行博弈、獲取所希望的權益。
(五)數字技術引領全球礦業變革，全球礦企生產成本逐步分化
當2002-2012礦業行業“黃金大周期”結束后，全球礦業行業開始尋求變革以應對新的挑戰：全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在不斷下降，成本在不斷上升。首先是礦山品位不斷下降，以銅為例，過去二十年全球銅礦平均品位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且還在持續下降，目前智利的銅礦平均品位已接近0.6%，在此基礎上品位每下降0.1%，產出同樣金屬噸的銅礦就需要增加1.67%的工作量和能耗。露天礦山越來越少，成本更高、生產條件更惡劣的地下采礦將成為趨勢;全球的環境意識不斷高漲，礦業行業需要付出更多的環境治理成本來減少對環境的擾動;從業人員老齡化趨勢明顯，高素質的年輕人不愿意投身這個行業。
近年來，全球礦業積極嘗試運用新技術、特別是數字技術來改造傳統礦業以應對上述挑戰。數字技術將推動礦業更智能、更節約地生產，并通過產業鏈數據整合，使得從礦井到碼頭的產業鏈一體化管理成為可能，從而使得礦業的生產效率和價值挖掘有了巨大的增長空間。
圖三：數字化技術對礦業產業鏈生產力的影響
2019年2月澳大利亞礦業理事會發布的一份數字礦業報告顯示，在現有技術條件下，將數字化技術廣泛應用于礦業行業，有可能為該行業提供至少9%-23%的生產力提升。而通過減少用工需求、節能降耗，數字化技術還將為礦業顯著地降低生產成本。
圖四、現有數字化技術對礦業生產力的提升潛力
數字化技術應用的一個特點是具有高成本的初始投入需求和低成本的可復制性，一方面投入越大，系統技術先進性越高、覆蓋面越廣;另一方面數字用戶越多，積累的數據和經驗越多，平均成本越低，優化收益越大，系統質量越穩定，進步越快。因此數字化轉型往往出現數據在獲取、儲存、分析、運用等方面的壟斷，從而導致相關實體產業環節的集中度大幅度提升。
全球礦業巨頭如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等已經積極嘗試數字化改造并取得積極進展。預計在2023年前后無人運輸系統等點狀數字技術將具有成熟實用性并在全球礦業并迅速普及;由于數字經濟的壟斷特性，部分領域的數字化技術將逐步催生高達千億美元級別的礦業數字化 “第三方”服務市場，數字化運營能力將成為金屬礦業行業繼資源、資本后又一關鍵核心競爭力。
預計未來幾年，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價值將逐步體現，全球礦企的生產成本將逐步分化。
(六)環保、成本等因素制約再生銅供應，提振原生銅需求
從2005年到2019年，全球銅原料(精煉銅+直接再利用的廢銅)消費量從2185萬噸增長到2856萬噸，年復合增長率1.93%;同期廢銅原料(直接再利用的廢銅+熔煉的廢銅)消費量從730萬噸(金屬噸)增長到843萬噸，年復合增長率1.03%;同期廢銅占原材料比例由33%逐步降至30%。
圖五、2005-2019年全球廢銅原料消費占比趨勢
理論上講銅金屬抗腐蝕性很強，單價較高，便于回收，但實際上廢銅在金屬原料占比中持續微降，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廢銅回收成本并不低，人工和物流成本在逐年升高。再生銅的回收分離中也會產生相當的污染，環保治理難度大、成本高。精廢銅價差較低時(國內在1500元水平)廠商傾向于用精銅替代廢銅;第二是銅的再循環率并不高，全球平均約50%(中國略高)，即全球社會釋放的銅廢料和含銅廢品中，只有約70%被得以有效收集，收集的廢銅中只有70%得以被再利用。循環利用率如此低是因為銅合金越來越多，含銅制品復雜度越來越高，從而導致銅原料回收難度大幅度提升。
從中國2019年情況來看，由于環保因素等限制，中國2019年廢銅供應量大為減少，全年進口量84萬噸(金屬噸，下同)，自產新舊廢銅并投入生產計141萬噸，而同期銅消費(精煉銅+直接再利用的廢銅)1330萬噸，廢銅占比僅為17%。
圖六、中國2019年銅循環模型
雖然2019年中國廢銅進口供應短缺是暫時的，預計自2020年起轉為再生原料進口會大為改善，但從中期范圍來看，全球再生銅的供應是有限的，廢銅供應增速依然會慢于消費增速，中國廢銅供應受環保因素影響難以提高，從而增加對原生銅的需求。
(七)環保因素成為中國銅產業關鍵約束，五年內銅礦生產和冶煉的產能產量將見頂
中國是全球最大人口國和工業國，且人口和產業高度集中于東南部地區，環境(自凈能力)超載嚴重。我國從2016年起大力加強環境治理工作，污染防治成為治國理政的核心工作之一。出于對經濟承受力、技術水平和監管能力等多方面因素考慮，我國污染治理工作采取了逐步擴展深化的策略，“先氣后水再土”，“先電力再鋼鐵后有色”，污染排放標準也有個逐步提升的過程。
有色金屬采掘業和冶煉行業都是重污染行業。就礦山污染而言，一是選礦和尾礦庫廢水排放的問題，我國有色金屬礦山選礦廢水每年外排廢水近兩億噸(2017年數據)，排放標準相對較低;二是礦業生產過程和尾礦庫的無組織粉塵排放問題;三是尾礦庫對地下水和土壤的二次污染問題。尾礦庫殘存的選礦藥劑和因氧化、淋溶等作用形成的酸性廢水滲入尾礦壩周圍土壤和水體后會造成嚴重污染，其危害性很強但比較隱蔽，治理的難度非常大。
相對煤電和鋼鐵行業而言，有色冶煉行業的污染排放總量相對較小，但類型更加復雜，除了水、氣、固廢一般污染物外，還有大量重金屬(銅、鉛、鋅等)和有毒有害物質(如砷、鎘、汞、氰化物)等，對環境的損害更大，治理起來難度也更大。
我國已經就有色采掘和冶煉行業污染治理開展了很多工作，企業也投入了大量資金和運維成本。但和我國極其有限的環境容量而言，現階段的污染防治工作還沒有到位，未來必將繼續擴展和深化，我國必然采取最嚴格環境標準方能有效改善環境質量。環境標準每次提升，都意味著企業環境治理成本的大幅度提升，這就使得我國銅礦采掘和冶煉行業和國外同行相比需要承受高很多的環境治理投資和運維成本。可以預見未來五年，我國銅礦采掘和冶煉業的產量和產能將迎來頂峰并逐步下降。
綜上所述，未來數年全球經濟和銅消費都可能低于傳統預期。以IMF預測為假設前提，短期看，2020年銅消費大幅下降，2021年在低基數下大幅反彈，接近2019年消費量，2022-2024年銅消費量以低速增長。期間銅礦供應和冶煉都處于產能過剩狀態，企業會根據價格和供需動態調整產能而支撐銅價，過剩情況逐步減少。在疫情影響和低價格影響下，廢銅利用受到壓制，精廢銅替代和礦端高擾動會部分改善銅礦供應過剩局面。全球銅原料供應可能在2024結束過剩，供需可能在2025年達到平衡(供應略緊張)，消費開始增速。期間銅產業鏈條相關企業生產經營將面臨較大的壓力，外部的經營環境嚴峻、擾動率較高。
從長期看，具有經濟開采價值的銅資源短缺趨勢沒有改變，2030年以后銅資源缺口依然存在(至少在300萬噸以上)。全球銅礦生產企業在數字化技術上的差異開始在礦業生產上有明顯體現，銅礦生產成本分化，可能會導致產業集中度進一步提高。而中國受限于資源稟賦和環保等因素，國內資源保障率進一步下降，銅資源對外依存度進一步提高。